出租車行業發展至今，展示出來的是一幅高度計劃的景象：政府確定出租車數量，確定價格，再由政府指定的出租車公司運營。這一切計劃的結果便是當下弊病叢生的出租車市場。

　　2015年5月7日, 浙江省義烏市出臺了《義烏市出租汽車行業改革工作方案》，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有三點：一是不再管控出租車數量，二是逐步取消營運權有償使用費，三是引進專車服務。這標志著飽受詬病的出租車行業的改革序幕在義烏拉開。5月18日，國務院轉批發改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出臺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指導意見。

　　同時，由上海市交通委、上海四大出租汽車企業和“滴滴打車”三方共同參與的“上海出租汽車信息服務平臺”將于6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意味著上海或將在全國率先對第三方打車軟件進行規范管理。

　　由于我國城市的規模、面臨的制度環境與經濟基礎各不相同，參考長三角經驗誠然有意義，但更重要的是從自身現實出發，處理好出租車市場“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問題，同時充分利用“互聯網+”帶來的機遇，通過現代技術手段，在最小投入和對市場最少干預的情況下實現對出租車服務安全和質量等方面的監管，實現出租車的市場化改革。

　　現行出租車管理體制的由來與弊端

　　探討出租車行業的改革，首先應明晰現有出租車行業管理體制的由來。

　　我國的出租車行業在誕生之初，由于出租車行業道路資源的稀缺性、消費的約束性、交易的一次性和服務的非后效性等特點，消費者無法充分獲取出租車服務的相關信息，其乘車安全、獲取的服務質量都無法獲得保障，所以通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方式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可以說，對出租車行業的管制一方面是對于由于行業特性而造成的“市場失靈”的一種矯正，另一方面也是對這種在我國被定義為“輔助性的公共交通工具”所提供服務的質量進行監督和保障。出租車市場管制的出發點無疑是好的，但管制造成的行業壟斷卻帶來了諸多的問題。

　　首先是高額壟斷收益降低了市場效率。出租車管制對市場最嚴重的扭曲無疑在于數量管制和嚴格的準入審核造成的出租車公司的壟斷運營，而這帶來了高額的壟斷收益。這樣的壟斷收益首先沒有被政府分享，其次沒有被出租車司機分享，而消費者還要為出租車行業的壟斷買單。出租車行業的壟斷收益幾乎完全由市場的中間環節——出租車公司所占有，造成了出租車市場中政府、司機和消費者“三輸”，出租車公司“一贏”的局面，損害了市場供需雙方的利益。

　　壟斷經營帶來的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黑車泛濫。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黑車，且對黑車有著較嚴厲的懲罰措施，但依然無法阻止黑車的出現和發展壯大。在許多大城市的郊區，黑車已成為事實上許多居民出行的必然選擇。黑車之所以屢禁不止，歸根結底還是居民的出行需求無法被出租車滿足。黑車是市場對需求的自發反應，但卻帶來了交通管理、公共安全等多方面的問題。

　　應將市場的“不確定性”交給市場

　　我國出租車行業的管制始于計劃經濟時期，而計劃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把一切都確定下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交通運輸服務業從計劃向市場的轉變思路是明確的，但出租車行業發展至今，展示出來的卻是一幅高度計劃的景象：政府確定出租車數量，確定價格，再由政府指定的出租車公司運營。這一切計劃的結果便是當下弊病叢生的出租車市場。

　　歸根結底，市場經濟要真正發揮效用，讓“看不見的手”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需要的正是“不確定性”——市場上應有多少供給、產品在什么價格出售等問題不應該被政府確定下來，因為確定了，生產者就沒有了創新、提高效率的動力。

　　如果出租車司機不能通過更好的服務獲得更高的收益，并且更壞的服務也不影響其收入，必然沒有司機會主動提高服務質量。而不確定意味著風險，即被更優秀的企業淘汰的風險，這樣每個企業都會有充分的動機通過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創新商業模式等多種方式在市場中存活下來，而這種行為本身也將帶來消費者福利的增加、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從這個角度出發，出租車的數量、價格管制、營運權有償使用費都應該放開，讓市場參與主體去確定。

　　同樣的道理，對于專車這種新興的交通服務類型，不應該再按照計劃經濟的思路去規定什么是專車，什么車、什么人可以從事專車業務。只要保障乘客安全，價格公平，服務質量，“不確定性”的內容交給市場去決定就好。

　　而更深層地看，再區分出租車、專車都是沒有必要的，未來說不定還有“出租車2.0”、“專車+”的出現，政府沒法，也沒有必要在每一個創新服務出現后都出臺一套專門的監管機制。地方政府應該秉承李克強總理強調的“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精神，只要不被法律禁止的都是合法的，只要能達到規定的交通運輸服務質量標準即可上街載客，這樣，黑車的問題也將迎刃而解了。

　　在市場化的出租車市場，判斷“黑車”與否的關鍵不在于車輛和司機，而在于服務。服務是“白”還是“黑”？服務是否公開、公平、合理？這才是出租車市場的關鍵。

　　政府應保障市場的“確定性”

　　市場的“不確定性”交給市場，那么什么是市場的“確定性”呢？出租車行業革新所帶來的“確定性”便是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場參與各方效用的增加。

　　例如，以“滴滴”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打車軟件有效地改變了出租車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交易一次性和服務的非后效性等特點，對乘客和司機雙方的利益都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同時，互聯網專車服務的出現極大地緩解了許多大城市出租車供不應求的問題。再次，大量的閑置小汽車資源被利用起來，在滿足居民出行需求的同時減少了私人購買小汽車的需求，對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減少空氣污染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這樣的“確定性”政府應該保障。

　　針對專車服務存在的交通事故理賠糾紛、服務質量等方面的問題，政府應該做的是通過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出臺，讓糾紛的解決有法可依，讓服務質量有標準可循，從而幫助這樣一種為乘客、為城市帶來諸多好處的交通服務創新做得更好。

　　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的道路從來都不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鋪出來的，而是來自于基層、一線的地方政府、企業和人民為解決問題、突破困境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面對出租車這樣一個有著強勢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行業，打破壟斷，開放市場的改革已刻不容緩。地方政府不應當等待上級政府的指示，觀望政策的導向而裹足不前，而應以滿足人民提高生活質量的訴求為己任，勇敢地邁出改革的步伐。

　　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當下，創新驅動成為國家發展的主動力。創新不是政府管理出來的，而是由個人、企業、非政府機構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環境中通過競爭創造出來的，只有給市場以充分的空間，才會有更多的創新問世。所以，出租車的改革，政府要保障市場高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確定性”，而將參與主體、商業模式等“不確定性”交給市場。（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綜合交通研究院院長 張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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