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在某公眾號的評論區，偶然間瞄到了著名白酒自媒體“知酒僧”的留言，他提到對如今洋河管理層的擔憂以及那場神秘的泗陽聚會。

(相關資料圖)

這場聚餐涉及百位以上洋河中高層，但卻唯獨少了一位核心人物。于是會后一段時間，許多中高層便遭到冷藏。（這兩年知名高層也僅剩鐘雨了）

后來僧哥撰文兩篇《洋河的另一面》和《關于前文的說明》，略為蜻蜓點水地聊到了當下洋河發展中不得不警覺的一些問題，但關于聚會的內容便未再詳細展開。

關于這場聚會的內容咱們當然也不得而知，但是從列席人員的情況可以想象得到，高層之間的難免存在著一絲“微妙的寒意”。

至于寒意為何而生，個中緣由耐人尋味。呆子查閱了一些資料，試著換一個角度做個猜想。

從藍色經典創立起算，截至目前洋河經歷了四位當家的。

除了三代目是從企業基層提拔上來的（屬于前任的大將），其余三位皆是從當地政府空降。

這里呆子必須要展開一個關于從政府調任到國企的概念：

關于調任，如果行政級別提高，那結論毫無疑問是提拔。那如果行政級別沒有變化，如何判斷是屬于提拔重用，還是平級使用，甚至是降職使用呢？

這就要結合具體來看了，以洋河的四代目為例。

在調任洋河前，四代目的履歷為市政府副秘書長、區黨工委書記，屬于正處級。而調任的洋河作為市屬國企，其一把手一般為處級干部（北上最高正廳，廣深最高副廳），行政級別沒有變化。

從職權深度廣度來看，一般正處級干部的職權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行政權方面，職權范圍在全市甚至區縣范圍，某些時候影響力也只局限在分管部門，分工一般比較明確。

而洋河股份董事長的職權主要集中在企業內部的經營權、管理權，以及企業的人事權方面，雖然領域較窄，但是洋河遍布全國（往少了說也是全省），區域范圍比較大。 而且雖和縣長級別同屬正處級，但洋河的收入超過大部分縣的財政收入，甚至歸母凈利潤都可以追上當地泗陽縣的財政總收入（21年數據，含上劃中央部分），大幅超過地方財政收入（不含上劃中央部分），有不小的資金支配權。

從工資福利待遇來看，一般縣市的處級干部的各項工資水平并不算高，而洋河董事長是按照重點市屬國企主要領導的相關福利薪酬標準執行的，從洋河22年年報也可知其稅前收入接近人民幣200萬（不含股權激勵），遠高于處級干部工資水平。

至于其他的公車、秘書配備、用房以及其他的福利保障方面都是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執行，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但客觀上來說，從日常工作保障來看，洋河股份董事長的工作保障水平會更高一些，因為洋河股份所有的工作都圍繞他展開。

當然，作為宿遷市企業的牌面，洋河一把手的工作壓力也非同小覷。從行政級別來看，市政府副秘書長調任洋河股份董事長雖然屬于平級使用，但從職權深度廣度，工資待遇，工作壓力等各個方面來看相當于從副職崗位調任一把手崗位，雖然不屬于提拔，但屬于變相的組織重用，體現了組織對這名干部的認可。

后文我們再對比一二代目和四代目在這方面有何區別。

那么再回到這幾位當家的中來，洋河自03年推出“藍色經典”系列后，創造了白酒界的神話。毫無疑問一二代目和當時的干將們功不可沒，這才有了后來形成三權分立的藍色同盟。

當年一二代目麾下的許多人也逐步成長為洋河的中堅力量甚至高層，比如15年接替的三代目，便是自始至終身在洋河的。

但三代目執掌下的洋河發展平平，遠不如一二代目時期發展迅速，直至21年交棒至四代目手中才重煥生機。

四代目走馬上任后，提高了詬病已久的工資，提拔了許多年輕干部，甚至重用起了“娘子軍”，短時間就將洋河的組織架構帶入自己的節奏。當然這樣迅速的切換不免影響到了許多前朝舊部，正如僧哥文章里說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才有了泗陽那場中高層和老領導的聚會。

說回洋河之巔的寒意，就不得不將一二代目和三四代目進行不同角度的比較。

從比較容易對比的收入端來看，不同年代的年薪已沒有參考價值。對于洋河當家的來說，最直觀的便是各位一把手的股權身家。

一二代目分別擁有藍色同盟16.86%的股權，穿透下去分別持有洋河股份2.96%的股份，位列宿遷市十大富豪的三四名。而三四代目呢？

截至20年年報，三代目持有的股份為30002股。這數量還不如同期其余高管，可以說是妥妥的打工人。

而截至22年年報，四代目持有96404股。就算加上尚未實現的股權激勵，也不過千萬級，和前輩的距離遙不可及。

即便拋開股票市值帶來的巨大身家差異，一二代目僅僅是每年的股票分紅就有一億多。比如22年各分紅約1.67億，折算平均每日45.7萬元。

這么看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四代目不得已成為了一二代目的“打工仔”。曾經完美的股權結構，終究逃不過時間的無情洗禮。

再從另一個角度，即仕途路線進行對比。到這里，“本地人”三代目就可以先行退場了，僅留下一二、四代目比較。

在調任至洋河之前，淮安來的一代目任泗陽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為副處級，調任洋河黨委書記、董事長為正處級，屬于組織提拔。

60年生的一代目分別于89年升副科，96年于泗陽升副處，彼時年方36歲。直到兩年后38歲調任洋河升正處級，其早已移籍泗陽。

64年生的二代目是泗陽本地人，于84年-01年期間曾經當過縣長助理，可能就是在這時和一代目打過交道。2001年，二代目提拔為副縣長，升為副處級，彼時年方37歲。

兩年后，剛到新地方掛職三天的他被緊急調回（有無一代目授意未知），從副縣長的職位平調到洋河酒廠擔任常務副總經理，成為洋河股權改革的核心力量。（拓展閱讀：《不體面的洋河股權史》）

十年后他從一代目的手中接過帥印，但在12年開始的白酒三公風波中僅操持洋河三年便身退，在這三年中還被授予預備役專業技術大校軍銜。但從藍色同盟的股權比例來看，一二代目的分工配合應該是相當和諧的。

而68年生的四代目從最開始便從宿遷市區起步，沒在泗陽縣待過。他于98年升副科，06年明確副縣級，即副處級，彼時年方38歲。三年后即41歲升為經開區黨工委書記，為正處級。又過了三年，他進入市政府擔任副秘書長，直至21年組織重用為洋河董事長。

對政治敏感的朋友想必已經發現了以上內容的重點——關鍵轉折點時的年齡。

當然，呆子無從得知幾位大佬的私下關系如何，但假設現在這幾位組了一個酒局，結合身家、履歷、地區、群眾基礎各方面來論資排輩，四代目大概率得是三位中率先敬酒的那一個。

這便是呆子本文想表達的“寒意”的核心，可能有點繞，需要看官們細品。

關于所謂的“寒意”，呆子僅僅是做個拋磚引玉的猜想。雖然基于商業模式來看，對洋河的發展仍然充滿信心，但作為一名小股東仍不免心生擔憂。

誠然，無論是對于大股東宿遷市國資委來說，還是二股東藍色同盟亦或是海煙、捷強來說，把洋河股份經營好是當下所有人一致的目標。

但未來洋河要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奔赴題圖中的“下一個十年”，掌舵的船長和人事結構又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那么這個問題該何解呢？

引入外部資本來置換二股東的股份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但二股東作為過來人，大概率是不愿意放棄這么優質公司的股權的。

而歷史又已經證明，由二股東信賴挑選的“本地人”掌舵，很可能難以駕駛洋河乘風破浪。何況這么做的話，也會降低大股東控制頂層人事的“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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